精细化刑辩丨非法采矿罪专题研究报告之十四：民刑、行刑交叉问题

继前篇介绍了非法采矿罪专题研究报告之一：立法渊源及司法趋势（点击查看）、非法采矿罪专题研究报告之二：刑事处理情况分析（点击查看）、非法采矿罪专题研究报告之三：危害后果的实践特征（点击查看）非法采矿罪专题研究报告之四：犯罪对象“矿产资源”认定的疑难问题（点击查看）、精细化刑辩丨非法采矿罪专题研究报告之五：矿产价值如何认定（点击查看）、精细化刑辩丨非法采矿罪专题研究报告之六：“情节严重”的判断标准（点击查看）、精细化刑辩丨非法采矿罪专题研究报告之七：主体认定中常见疑难问题（点击查看）精细化刑辩丨非法采矿罪专题研究报告之八：  客观行为认定中常见疑难问题（上）（点击查看）、精细化刑辩丨非法采矿罪专题研究报告之九：客观行为认定中常见疑难问题（中）（点击查看）、精细化刑辩丨非法采矿罪专题研究报告之十：客观行为认定中常见疑难问题（下）（点击查看）、精细化刑辩丨非法采矿罪专题研究报告之十一：违法所得认定问题（点击查看）、精细化刑辩丨非法采矿罪专题研究报告之十二：行政再犯入罪的认定问题（点击查看）、精细化刑辩丨非法采矿罪专题研究报告之十三：罪数疑难问题（点击查看）后，本篇将继续该系列的最后一篇，非法采矿罪的民刑、行刑交叉问题。

为了解近年来非法采矿罪的司法处理情况，课题组通过对公开案例进行了统计分析。

样本数据库：元典智库

检索关键词：案由=非法采矿罪

案例范围：结案日期在2022年、2023年、2024年的判决书、裁定书、不起诉决定书，并删除未明确提及具体案情，无分析价值（如准许撤回上诉、抗诉，终止审理，修正词句错漏的裁定）的司法文书，对一审、二审、再审为同一案件的司法文书进行去重，共获得804份司法文书，其中判决书672份、裁定书49份、不起诉决定书83份。通过对804份司法文书中的共同犯罪和单位犯罪案件进行拆解，共得到1315个涉案主体（包括纯正自然人1238人、单位25个和两责人员52人）的相关数据。

检索时间：2025年7月8日

以该804份司法文书为基础进行数据统计近三年非法采矿罪的犯罪趋势。

非法采矿罪是典型的行政犯，往往是由行政机关查处所发现，达到一定标准后也会涉及刑事犯罪。所以非法采矿案件如何移送、行政处罚和刑事司法如何衔接亦是司法实践中不可绕开的关键问题，这不仅关系到行政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协作配合，也是贯彻落实全面追责原则，依法妥善协调非法采矿行为人的刑事、行政责任的关键。

目前非法采矿领域中，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规定主要在《行政处罚法》《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等一般性法律规范中。

在移送程序方面，非法采矿行为涉嫌犯罪的，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能以行政处罚替代移送。同时人民检察院有权就案件移送问题进行监督，如果认为行政执法机关应当依法移送涉嫌犯罪案件而不移送的，可以提出检查意见。

在处罚顺序方面，行政机关将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公安机关之前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移送后行政处罚原则上不停止执行，但是已经依法给予当事人罚款的，人民法院判处罚金时，依法折抵相应罚金。尚未罚款，不再给予罚款。但若行政机关移送之前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在移送后司法机关作出明确认定和处理之前，原则上不应作出行政处罚，即刑事优先原则。但如果所采取的行政处罚种类通常限于刑事处罚无法吸收的种类，尤其针对非法采矿权主体行为或资格相关的处罚例如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停止停产停业等，行政机关可在此范围内作出相应行政处罚。

在罚金方面，行政罚款与刑事罚金具有相同的处罚功能的结论，且两者存在折抵关系。在刑事领域法院具有较大的裁量权，即综合考虑矿产品价值、生态环境损害程度、社会影响等情节决定罚金数额，如果法律、行政法规对同类盗采矿产资源行为行政罚款标准有规定的，决定罚金数额时可以参照行政罚款标准。在非法采矿案件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往往会参考行政处罚中的处罚标准确定非法采矿罪的刑事罚金数额。这也表明如果行政机关在移送案件前已经做出足额行政罚款的，应折抵后续的刑事罚金。若对同一违法行为的行政罚款尚未执行，判处刑事罚金后就不应再执行行政罚款。

例如彭博非法采矿案中，¹彭博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二年内曾因非法采矿受过两次行政处罚，又实施非法采矿行为。法院认定“前两次非法采矿行为是构成非法采矿罪的前提条件，行政机关对其前两次行政违法行为分别进行了行政处罚，该行政处罚合法有效，被告人彭博应当继续履行，其第三次及第四次非法采矿行为已达到刑事立案标准，涉嫌构成非法采矿罪，行政机关应移交侦查机关作为刑事案件查处，故对被告人彭博第三次、第四次的非法采矿行为由刑事部分罚金刑进行评价，行政罚款将不再执行，非法采矿犯罪的违法所得78111.80元依法予以追缴，本案将综合考虑被告人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价值、生态环境损害程度、社会影响等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在样本数据中，未见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检察机关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共82份，占到样本721份判决案件的11.37%，由此可见，实践中，检察机关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已经成为一种常见情形。

在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例中，多为要求被告人承担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或矿产资源损失，共计57件，占全部公益诉讼案件的69.5%，其中诉求内容各有不同，包括直接要求支付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的，还有要求履行修复生态行为，以及未能履行到位的，还要继续承担赔偿费用的；另外，还有三分之一案件要求当事人赔礼道歉，共计27件。

由于民事公益诉讼往往涉及生态环境修复等专业问题，司法机关一般会寻求专业意见。常见的做法有三种：

一是委托省检察院公益诉讼专家库专家出具咨询意见。例如王某冬非法采矿案中²，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检察院委托安徽省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安庆师范大学教授孙慧群做出《长江干线贵池段王某冬非法采砂生态环境损害专家意见书》认为，当事人无视法律规定，在未取得长江河道采砂许可证的情况下非法开采江砂，造成河床原始结构和水源涵养功能受损，鱼类资源损失，淡水豚和濒危鲟类因饵料减少生存受到威胁，浮游生物和底栖生物生物量损失，水生生物多样性下降，水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在一定时期内受胁。当事人造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费用90303.7元，另需承担鱼类资源生态恢复费用372元。此外，应支付本案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减轻或消除危害而开展的鉴定评估等相关工作所支出的事务性费用8000元。最终法院也照此判令王某冬赔偿生态环境损害及生态修复费用90675.7元及本案专家评估费用8000元。

二是委托司法鉴定机构鉴定。例如喻立志非法采矿案³中，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人浏阳市人民检察院委托江西求实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司法鉴定中心认为：喻立志非法采矿行为对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造成了损害。喻立志非法采矿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价值为198756.9元，其中矿产资源价值损失为193879.5元，水土保持费为4877.4元。喻立志非法采矿造成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丧失导致的损失费用为19178.4元。喻立志非法采矿造成生态环境损害所需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为301754元。最终法院也照此判令喻立志赔偿。

三是由当地国土主管部门作出修复方案。例如晏某东非法采矿案⁴中，曲靖市沾益区自然资源局出具了《某某村委会晏某东在位于热水村委会某某村民小组北侧非法采矿破坏耕地修复方案》，修复破坏耕地概算总费用77100元。最终法院也照此判令晏某东修复破坏的土地4.41亩，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若不达标，则由其赔偿修复费用77100元。

此外，此类案件多涉及生态恢复方案鉴定，对于鉴定费用承担方式，并非所有案件都进行了明确，有13件（占比15.8%）案件法院判令当事人承担。

有些非法采矿的行为在造成了国家矿产资源损失的同时，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除应受刑事处罚外，还应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对此，最高检强调要“充分发挥‘刑事追诉+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对破坏矿产资源犯罪行为造成社会公共利益损害的，以非法采矿罪追究刑事责任并处罚金的同时，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或民事公益诉讼，判令其赔偿因非法采矿造成的国家矿产资源损失，并在规定期限内对被破坏的生态环境予以恢复。”⁵在司法实践中，不同类型的非法采矿案件具有不同的破坏环境特点，也就需要不同的赔偿测算方式。

包括履行修复生态行为，以及未能履行到位的，还要继续承担赔偿费用的。

对于被告人具有环境恢复可能性的，法院通常会优先判决其恢复环境原貌。如人民法院案例库案例黄某某非法采矿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中⁶，被告人黄某某在未办理河道采砂许可证的情况下，出资在某县李集镇高才刘村窑厂北侧黄河滩区内建设沉砂池2个，并购买抽砂船、管子和电源等抽砂设备，以每方2元钱的价格雇佣张某从黄河河道内抽砂，构筑成的砂场均高于地面高程2-3米，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阻水障碍，影响行洪安全。经郓城黄河河务局核算，清理黄某某建设的2个沉砂池，恢复黄河河道原貌，需要花费39600元。最终法院判决被告黄某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在郓城黄河河务局的监督下清除所建砂场，恢复河道原貌，逾期未清除或验收不合格，则由郓城黄河河务局强制清除，由被告黄某某承担清除费用39600元。

又如人民法院案例库案例邓某某非法采矿案⁷，被告人邓某某家住安义县石鼻镇联合村胜利村小组，村庄前有一条南潦河，河岸上筑有防洪河堤，堤外有数十米河滩，堤内有种植水稻的农田及一处水塘。被告人邓某某为牟利，在未按规定经批准取得河道采砂许可证的情况下，自2016年11月至2017年9月，在其居住的胜利村小组潦河北侧新邓家段非法经营砂石场，利用铲车、挖机、洗砂机等工具在河道开采砂石，用于销售牟利。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人邓某某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退缴在案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五万元，并支付专家咨询、评估费用，并按照修复方案，对所破坏的河道、堤防、占用的耕地进行修复，恢复原有状况和功能。

例如在人民法院案例库案例张某山等非法采矿案中⁸，裁判要旨指出：“在认定非法采砂犯罪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时应当根据采砂量、鱼类资源直接损失量、底栖生物损害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等量化指标，综合予以认定，切实体现损害担责、全面赔偿的原则。对具有非法采砂犯罪前科、非法采砂犯罪取保候审期间再次实施非法采砂犯罪的被告人，应当认定其具有破坏生态环境的故意，公诉机关要求其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该案法院认为，本案系《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施行后不法分子顶风作案的一起特大非法采矿案，特别是采砂地点发生在安徽省铜陵淡水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河段上下断面之间，该区域有着丰富的浮游动植物和底栖动物，其中仅鱼类就达数十种，包括中华鲟、江豚等水生野生保护动物。张某山等人非法采砂46765.04吨，数量巨大，不仅对长江的江砂资源造成了重大损失，也打破了采砂区域内河流泥沙与水流输送能力之间的平衡状态，导致案发长江水域生态系统的损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被告修复生态环境的同时，确定被告不履行修复义务时应承担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也可以直接判决被告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张某山等14人作为普通自然人，由其对受损的长江生态环境、渔业资源等直接恢复不具有可行性，故可判决其承担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费用。最终法院判决张某山等14名被告对其非法采砂行为造成的长江生态环境损害5157476.86元，张某山、鲍某文对其参与非法采砂造成的长江生态环境损害按非法采砂数量比例承担一倍的惩罚性赔偿责任135445.02元、12688.88元。

非法采矿罪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赔偿范围并无一定之规，修复水生动植物生态环境、清除影响行洪安全障碍物、恢复占用的堤坝或耕地均属于赔偿范围，以全面赔偿为原则，具体以非法采矿行为所实际破坏的环境情况而定，对于具有前科等能证明其特别恶意的情节者，还存在惩罚性赔偿的可能。

注释：

1.汉中市南郑区人民法院（2023）陕0703刑初41号刑事判决书

2.安庆市迎江区人民法院（2024）皖0802刑初5号刑事判决书

3.浏阳市人民法院（2022）湘0181刑初299号刑事判决书

4.曲靖市沾益区人民法院（2023）云0303刑初133号刑事判决书

5.《检察机关依法严惩破坏矿产资源犯罪守护绿水青山》，载“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https://www.spp.gov.cn/spp/xwfbh/wsfbh/202204/t20220424_555025.shtml

6.山东省郓城县人民法院（2020）鲁1725刑初21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7.江西省安义县人民法院（2018）赣0123刑初32号刑事判决书

8.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2022）苏0981刑初4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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